碎语

上官冥儿

刚刚放下张爱玲的小说，从那个“20后”作家眼里的大上海上绕了一圈回来，才听觉窗外有小汽车碾过湿漉的马路，
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在哧的刹车声中大声地对着手机讲电话。渐渐回过神来，这已经是新时代了。
奇怪得很，今天是一月的最后一天，我总是不小心就抓住了时光的尾巴。我是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度过的，因为事实上本来便是如此。每一天都是在漫长的时光中辛苦等来的，并且如一次性装垃圾的塑料袋，收不回来。
每晚睡觉前，我总是会这样想：明早，我会不会永远无法醒来？这个想法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失眠，我迟迟着留恋着一个毫无意义却明知无法再来的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猜测大抵是因为我曾经太接近死亡，很多次是定了决心服下安眠药的，我轻揉着手指呆坐在床上，望着窗外从暮色黄昏渐入夜深，是自己选择的放弃，却久久眷恋着最后一刻，于是最后一刻终究没有到来。
考虑如何死比考虑如何生的时间更多，这是我过去的悲哀，因为活着这件事太难以找到意义，然而死的计划又经过多次流产，现在也便无所谓什么了，只觉得死了便是死了，而活着好歹还能帮助某些素不相识的人，给无论任何一位有着期望有着渴盼的人带来一丝安慰，那我的生活也便被成全了。
这么活着，人生实在惬意很多。有什么放不放下的？有什么情仇爱恨的？皆随春花柳絮，秋云溪水，飘了散了，流失了。
当然，有我这种想法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不似我这般没良心的。因为太多东西尚摆在他们眼前令人无法看清，比如责任，比如义务，比如还不清的爱与情。
可想想看，难道我这种“没良心”就真的是无情无义吗？我是失却过一切的人，所以我知道人没了什么东西都能够苟延残喘地活下去，所以我对每一个人都是抱着友好与爱的态度，我觉得我既然难得活了下来，能给大家带来点什么也算是发挥了自己的价值。相反，那些戴着冠冕堂皇的帽子说为了情为了爱，为了家人的幸福而摧毁了他人的幸福，为了自家口袋里的钱而把他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凭空玩着这钱来钱去自娱自乐的游戏，徒生些许怅然悲苦与短暂的欢喜。我实在觉得无聊无趣。
大家都是人，人吃人，在文明社会里的面具是优胜劣汰。所以达尔文该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最喜欢的一位生物学家。
可惜我偏偏是不买账的人，付出了劳动得到回报这是我认定的自然法则。没有什么说法是靠着位高干的父亲或捞个海归的丈夫一辈子便不用愁，当这种现象成为社会的现实，已然是一种扭曲的社会形态，已然是一种非进步的文明，可悲的是大部分人却沦于其中，呻吟几声后几杯酒几支烟，只可惜酒醒烟散后一切依然。
早晨起床吃罢武汉热干面，是一种久违的味道，事实上我们一生百分之好几十已经被注定了要从过去的生活中寻找这种熟悉的味道，留给未来的一些所遇所选实在太少。
我们家在北街，上午和爸爸一路走至古城南路，过去的一年呆坐在床上把容貌都给了电脑屏，如今对这样难得的步行运动也很欣喜，还没老去，却已看得见走走路给身体带来的益处——晚上睡觉时，热水袋总算能把脚给捂热了。
周末武汉阴有小雨，阴雨在冬天是很惹人厌的，只是我对生活无所谓期求什么，所以对环境也是来之安之，我一路上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踩过被水渍打湿的路面，时而抬起头试图从熟悉了十几年的街道上找出新奇的东西，大街上如此喧嚣，仔细聆听分辨，听得最清晰的是马路上堵车时按出的喇叭，路边卖菜买菜的人声还是很温和的，我捕捉到了一个中年妇女推着带篮子的自行车，站在人堆中和一位卖鱼的商贩说价，“你这鱼都是死的、不新鲜……”一踏步的时间里我走过塑料帆布上躺着的十几条翻肚皮的死鱼，它们惨白的眼睛恍若幽灵般钻进我心里，我在心里死命念着阿弥陀佛。
在这样混杂的菜市场口处忽然憋见了几车卖草木花蒜的，嫩红嫩红的花瓣在氤氲着水雾的冬日清晨没事一般地开着，谁说东风无力百花残呢——冬雨都浇不灭绽放的美丽。见到美好的东西人心就柔软起来，仿佛人本是与这花与这世界融为一体似的，我居然细细地思酿：我可以嫁给一位花匠，这样我便能认识所有这些我叫不出名儿的花。
我以为这花非得被我认出来才算没白开一场呢。
穿过了马路，爸爸觉得该和一年未见面的女儿说说话——谁一起走路着不说说话呢？他只有提我的学习。
“你这个学的是物流专业……毕业后学校分配工作还是你们自己找啊？”
“自己找。”高校扩招后还想着学校分配工作？当如今是七八十年代呢！
“……实习……那你实习是怎么计划的呢？”
“别说了，我不想说话。”
他仿佛愣了一下，因为我一直习惯走在别人身后半步的距离，于是他在频频回头看我之时又紧张地瞅了我一眼，探测不出他这个常年未见的女儿的悲喜，也不敢过多言语。
似乎在非同类人眼里，我算个性情怪僻喜乐无常的人，其实我当时的确是在想问题。我最喜欢在马路上一边溜达一边思考问题，无论谁走在我身边，都是充当领路人的角色——我记不了路。若是过于蓄意的搭讪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便会很干脆的说出来：“我不想说话！”我这样说毫无恶意。反过来，当规规矩矩坐在书桌边做冥思苦想状时，我的脑海里其实是一片空白，那时候甭以为我不方便被打扰。
也因我想事儿去了常不记路，我在这里土生土长了十几年，连镇上唯一的电影院在哪里都不知道，可苦了那些找我约会的男生，我也郁闷，因为约会地点总离不开以家为中心三百米的范畴，早恋时好几次都被我妈逮着了。
和爸爸就这么一路安安静静地走了好久，忽然在转角处的银行门前看见了一位凝驻的老人，他神情专注，目光似穿透了银行玻璃大门内的某处，我疑惑着朝那里面望去，今天是周末，没人上班，里面实在什么也没有，我寻找着是否是类似公告的东西吸引他的注意，也没有寻到。我就惊奇了，总是想打破他这种凝固得突然的姿势。这种突然使我不自在，我走过了好远后还三步一回头，愣是没看见他挪动一点点，包括脖颈与肩膀的距离，双手收在背后的姿势，上躯微弓三十度的样子。可我心里再怎么不自在也不能上去推人家一把以打破这种静驻啊，所以我只有再一次回头！终于被我看见了——他踱着脚步离开了，我也放下心这老人家不是脑子有问题了。
于是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我更有问题。人家老人家站的好端端的我揪个什么心呢？难道是因为我对一切既有的静止的东西皆有一种破坏的欲望？还是因我认定了世界本该是一种变化运动的状态包括时间包括意识包括回忆的过去与不可知的未来，所以找不到理由的静止本不该存在？
这似乎是个哲学问题，然而我总是喜欢破坏一切静止的东西，如同一幅画着河流的画，我总试图着把画纸摇晃两下就能看见水波，这又是个心理学问题了。
最后要说的大家该没什么兴趣了。因为我从北街菜市场又走到了城南菜市场。菜市场是个好地方，有吃的，也有看得见的罪恶。我听见一个女声不断地用武汉腔重复：“牛肉狗肉吃不得，吃了得癌症。”一回头才发现原来是个戴着褐色毛帽的女尼姑——也有可能是头发短看不见，只是位佛子。她一直保持着双手合十的姿势，手上也戴着与帽子相匹配的褐毛手套，站在人来人往的菜市场口，对着里面极为认真极为虔诚地重复着。
她面容看起来温和安详，一瞬间喜欢上她。我喜欢心中坦然的人，他们曾经有过沉重的苦难，却懂得将这苦难释放拉长，留待成日暮茶余与知己交错感染的悲凉。
我们家隔壁是网吧，网管是一个至少五十多岁的老爹爹了，他见了我总是一咧嘴地笑，露出里面参差不齐的黄牙，因为笑容诚挚而不令人反感。我总以为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又干这一行事，该是很势力的，倒也奇怪了一阵子为什么他倒总给人一种温和悲悯的感觉。
直到今天听爸爸对刚从隔壁网吧出来的哥哥说：“隔壁的爹爹，他儿子是武汉大学的，有一次和一群人下水玩，都逞着水下闭气能撑多久，他的儿子水性极好，平常也挺厉害，总是撑到最后一个才从水里出来，所以这次他潜在水里大家也没放在心上，只是后来过了很久他还没出来，大伙儿心里这才渐渐地觉得不对劲，赶忙找人来一起往水里寻——早已经死了。应该是水下抽筋。从学校那边打电话告知他爸的时候——他以前是我们厂的厂长——平常看起来那么硬朗那么坚强的一个人，当时就昏了过去。”
那么大的一个儿子，多早的年代考上了武汉大学，说死就这样死了。
想起了他总是淡淡然地笑，总是温暖地看着我，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靠在网管的位置上的样子。这些真正见过人生起落，尝过生死别离的人笑得这般安然，他们是真正知晓人生无常，知晓什么是福，什么是命的人。相反倒是如今的某些80后们，总是爱有意无意中把玩着忧伤与抑郁——是正因为没有真切经历过而需要弥补缺失的应激行为吗？
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我忽然低下头来问：“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爸爸说：“十几年了，那会儿，我和你妈都还在厂里上班呢。”
心中稍许有了释然，十几年了，无论怎样的疼痛，时光总能够治疗，只是我们自己操起的手术刀，收拾好心口上的疤时，有些东西还是透着时光的缝隙，偷偷地空掉了，而另一些，则悄悄地沉淀了……

情醉散人

但凡所有的浅薄与深刻都来自于别处，自然，对于永恒和不倦抱以不信赖的态度。每个人的心灵里都有个角落安放着只属于自己过去的东西，最为珍贵却又怕触及的追寻。但凡有了悲哀才会用这些珍贵来弥补抚慰，或只因当下的一点错觉，用一种滋味或气息，一折旋律或月光来将昔日的不可实现来以韶光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