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继承

一纸浆糊

　　五四是伟大的传统行将消失，而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尖锋时刻。充当急先锋的知识分子，不仅接受了传统文化的严格训练（私塾出身），又是最早接受西方文化，肩负着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伟大使命。因而便以否定决绝的方式，抨击与批判传统文化，力图对民族文化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翻译介绍的方式，引进西方新的价值观，冲击中国几千年延续承传的文化结构。所以，传统文化体系的坍塌和西方文化的强势进攻一方面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所谓压迫越大反抗越大；另一方面又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虚无感和失落感：深层潜意识中的羞耻，对大国子民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大厦说倒就倒的羞愧。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剧烈的文化自我否定的心灵痛苦。
　　
　　确实，五四新文化先驱们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表现为一种理性选择，一种理智地疏远，但他们所有反传统的工作都是在异常熟悉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此产生了矛盾与悖论：既放逐又回归，既批判又继承。启蒙主义者正是站在他们降生于斯生长于斯的文化传统中开始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全面的文化批判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批判者已在传统中存在，拥有负载着文化传统的语言，有了审视社会历史文化状况的支点。在此基础上，他们才能怀着对过去的疑问、对现实的变革要求和对未来的期望，为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做出自己的努力。所以他们在超越传统的同时也就是回归了传统。这看似是个矛盾性的命题，却又是先见的存在。
　　
　　郭沫若，以心灵发音的诗人，是五四时期最有成就的反封反帝的文学家之一，被誉为二十世纪两面伟大文化旗帜之一，在文学创作、翻译、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他的深刻和清醒不仅来自于改造现实、探求民族自新之路的强烈愿望，而且来自于他对自身和民族的生存境况的反省，来自于他对已逝的过去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批判眼光，而这一切都是从他立足的传统文化出发的。传统对于他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丢弃、随意割断的废物，而是一只等待继承的蚕蛹。尽管他接受了欧美现代文化精神的感召与呼唤，却在文化潜意识层面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包括泛神论思想，郭沫若曾多次谈到他的泛神论倾向是由传统文化“滥觞出来”的。“我因为自来喜欢庄子，又因为接近了泰戈尔，对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莫大的牵引，因此我便和欧洲的大哲学家斯宾诺莎著作，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接近了。”〔1〕过去，在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否定传统的决绝勇气，其豪迈奔放的浪漫主义激情如同一只天狗在狂飙突进的时代潮流中咆哮。于是许多评论家把反传统的成因更多归结于他是受了西洋或东洋文学／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郭沫若的小说创作从深层意义来看，主要还是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诸种影响。对此问题，本文试图在郭沫若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中寻求作家的文化意义。
　　
　　梅琼林先生曾著文揭示了楚文化对郭沫若的深刻影响和重大意义。从文化原型与浪漫主义风格的生成与流布，追溯了郭沫若早期诗歌的泛神论倾向，探讨了历史剧的“失事求似”原则与楚辞乃至楚文化的精神关联，寻绎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背景下郭沫若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特征，而且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证了郭沫若对屈原否定论的批判以及半个多世纪的楚文化研究的思想价值。〔2〕诚然，郭沫若在对楚文化继承与研究及批判屈原否定论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我以为，郭沫若在传统文化方面更主要的是受到巴蜀文化因子的塑造，他已经成为了巴蜀灵气养育出来的一个异数。
　　
　　一、古典传统学养的钻研
　　
　　要反映历史，审视过去必须要理解过去。伽达默尔认为，“先见”（即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是人理解历史和传统的先决的合法的条件。在任何新的理解发生之前，“先见”是主体所熟悉和理解的东西，它也正是主体进行理解前的已理解的精神储备，是他向新的理解起步前的必要准备。可以说，没有足够的历史先见，便不可能具备向新的世界开拓的足够的能力，没有认识就没有张力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又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理解过程。伽达默尔还说，“先见是我们向这个世界开放的基础。”〔3〕很明显，郭沫若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的历史语境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最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是有其深厚文化背景的先见作为前提的。“先见包容着理性，直觉、情感、下意识、意向。一言以蔽之，先见是人从他的历史中所接受的一切。”〔4〕
　　
　　郭沫若认为尼采和中国的老子“同时反抗有神论的宗教思想，同是反抗藩篱个性的既成道德，同时以个人为本位而力求积极的发展。”〔5〕他认为，斯宾诺莎的“神”也等于老子的“道”，还说“神”等同于我国古代所说的“易”，又说“万物由‘易’来，仍往‘易’归去”。〔5〕郭沫若之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化能够做出极为深刻准确的批判概括，首先在于他有丰富的历史“先见”。留学日本前，郭沫若就已经接受了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熏陶。〔7〕郭沫若生于殷实的地主商人家庭，四世同堂，家办私塾，其母是落难的大家闺秀，所以郭沫若家教极严，从小就接受着严格的儒家教育。母亲杜福荪在郭沫若很小的时候就教他读唐诗，五岁进家塾读书。自童年时代，郭沫若在巴蜀文化的熏陶下，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量阅读和吸收，而且“《四书》、《五经》每天必读”。〔8〕少年郭沫若吸吮传统学养，系统的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始终推崇孔夫子的思想，推崇庄子、王阳明的哲学，把他们的观点作为自己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用以“净化自己，充实自己，表现自己。”〔9〕郭沫若正是浸染于斯,寝馈于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儒道互补的处世哲学深深影响着他。郭沫若还说：“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先接近的是《庄子》，起初最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庄子》书是我从小时候爱读的一种至今还有好几篇文字我能够暗诵。”“我特别喜欢《庄子》，我喜欢他的文章，觉得是古今无两。”〔10〕郭沫若就是在古人哲性思辨的基础上健全自己，如鲁迅所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郭沫若对国学有了深厚的功底，于是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青年时代起，他便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思考，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什么研究古代史？他认为“秦以后的中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特别是佛教的渗透，后来又被秦汉学者所歪曲，而先秦文化才是最纯粹的华夏文化。”〔11〕在《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囊括了他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及整个上层社会建筑领域的认识。在《十批判书·后记》中，他曾说：“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对照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12〕
　　
　　正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充分了解和辩证批判，他才能在研究中游刃有余，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先见”，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郭沫若才有了评价中国文化传统的出发点。他们这一代思想先驱在急于打破传统的藩篱时，心理深层与知识结构上对传统文学有着割不断的依恋与认同。传统文化先入为主地在郭沫若心中积淀下来，形成了厚重的意识与深沉的文化心理定势。所以，否定只是作为了一种理解的方式而存在，是在深谙传统精神的前提下所做的价值判断。尤其在屈原的研究上，郭沫若大胆假设、大胆论证，以其史学家的丰厚渊博知识不仅批判了屈原否定论，而且给屈原诗作以至高无上的崇高评价。先后撰写了《屈原思想》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这些论文著作使郭沫若成为现代卓越的楚辞文化专家。
　　
　　其实，郭沫若并不是一潭死水地研究古典文学，他善于运用新颖的思维方法去挖掘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启示。凭借其绵厚的国学基础、广博的学识、天才的创造力与生动明洁的表达方式，在具体的研治中发现新的意义，作出新的论断，因而给古典文学研究界带来活力，开创一种新学风。他的古典文学论著从1921年发表关于《诗经》的研究论文到1971年《李白与杜甫》专著的出版，共有80万字。郭沫若数十年来致力研治中国古典文学，并赋予传统文化于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创新精神。
　　
　　二、追求自然的现代演绎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相当坚固的承续力量和持久功能相对独立的特质，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们，从内容到形式，从道德标准、真理观念到思维模式、审美趣味等都有着影响。所以，郭沫若在思考和创作时也遵循着古代文人的思维模式和精神向度，追求与自然同步的天人合一，其诗歌便承续了千百年来文人吟唱的自然宇宙意象，如《女神》、《星空》中的太阳、月亮、星星、花草树木等种种意象，而这种种意象都是古代诗人骚客传显生命形式、张扬个性存在的途径，最早《诗经》开始，庄子、屈原、李白也随继热烈地吟唱着这些古朴的宇宙精灵。太阳主动，沉雄凝重，是典型地阳刚美风格；月亮、星星主静，清新柔丽，给人以透明地飘逸阴柔美。《女神》中一轮新升的太阳把火的激情铺满了整个抒情空间。“太阳啊！你请把我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啊！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金色的浮讴！”〔13〕郭沫若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屈原为代表的交融着理性精神和奇情壮彩的楚骚传统，从而成为我国现代白话诗歌的浪漫主义诗风第一人。当然，这也与他的泛神论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郭沫若喜欢自然，有他的精神寄托。自然是诗人的生命、神秘的宝藏，无论水声、山色、松涛、海浪，都使我们陶醉，给我们以安慰。1916年10月他在日本六高曾写下这样一首古风：“怪石疑群虎，深松竟奇古；我来立其间，日落含山斧！血霞泛太空，浩气荡肺腑，放声歌我歌，振衣而乱舞——舞罢道下山，新月云中吐。”〔14〕日本六高校内屹立着一座操山，山势奇特，树木青葱可爱。在一个静谧的黄昏，作者独自步入山腰，置身于一片为薄暗的秋色所笼罩的松林中。这时，挂在西山上的夕阳只剩下半圆，殷红的晚霞似血潮迸涌，弥漫天际，夕阳下山顶的巨石和深谷的松柏呈现着种种奇态。这首古风就是被这种晚景打动后吟诵出来的。然而，作品所描绘的这种极富生气的千奇百态、浩气荡漾的自然王国，是在“我”的生命力恣情恣意地伸展、天性自由自在的漫游中被表现的，所唤起的是对生命本源状态的切身体验。郭沫若在五四高潮中发表的《太阳礼赞》、《雪朝》《日出》《西湖纪游》《密桑索罗普之夜歌》等新诗，大都创造了这样的境界。怡情山水，无限风光，从自然中郭沫若看到了新诗的希望，郭沫若由对自然界的执着进一步提炼升华为诗歌的创作理论。他曾致信给宗白华自述其对新诗形式的看法：“我也是最厌恶形式的人，素来也不十分讲究他。我所著的一些东西，只不过尽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舞的罢了。”〔15〕也就是说，郭沫若喜欢在创作上追求反朴归真和自然性灵的抒发。所以他还认为，诗的创作贵在生命与情绪的自然流露，不应该参与丝毫的矫揉造作，这是新诗的生命力之所在。生命意识与宇宙物象的合一，使物象因充满生命感受而变成一种生命的外在呈现，变成另一种生存形式，因而郭沫若对自然的书写描摹走向了书写生命的自然本色的追求。
　　
　　三、忧患传统的继承
　　
　　古人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英雄豪杰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如屈原、岳飞、文天祥、鲁迅等。屈原的战斗精神就已经内化成我国民族传统的一笔宝贵财富，奠定了中国的爱国主义传统，无数后人正是在这种照耀下走向不朽。吴定宇先生曾说：“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最受郭沫若爱戴的诗人是屈原；在中国现代文坛，最受屈原影响的诗人是郭沫若。”〔16〕郭沫若一生热爱屈原，学习屈原，研究屈原，不但承传了屈原的战斗精神，而且利用文学样式宣扬屈原的战斗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起了巨大的作用。郭沫若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为的作家要善于在传统文献中作出正确的抉择，在古人骸骨中注入新的生命，给现实人生以温暖和希望，以达到激励人民斗志和讽喻现实的目的。他曾深有体会地说：“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且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17〕《屈原》就以此为创作导向，成为郭沫若历史剧作的最高典范。作者利用“失事求似”的艺术创作方法努力追求和把握历史任务和历史对象的深层次内在精神意韵，发现和开掘历史人物的精神理想和抗争命运的巨大悲剧力量。
　　
　　诗人屈原忠贞爱国却遭奸佞陷害身陷囹圄，但却一边战斗一边赋诗书写，发愤抒情，悲壮言志，激烈的情感表达带着深沉的痛苦忧患，把个体生命最本质内核真实地呈现出来。屈原精神不仅流布于屈赋文本之中，并为诗人郭沫若所引化，铸就了千古名剧《屈原》的铮铮铁骨。屈原的历史先见性存在启迪着屈原的艺术反映者超越历史事实，去发现潜存于屈赋文本的真心灵真精神，并把它作为艺术反映的主体性内容。
　　
　　郭沫若《屈原》展示了人的精神冲突和悲剧主体屈原的心路历程。剧本有独断专权、昏聩淫逸的怀王，自私残忍、阴沉狠毒的郑袖，卖身求荣、诡计多端的张仪，攀龙附凤、奴颜婢膝的宋玉与耿忠报国、正气浩然的屈原，品芳志高、钟灵秀杰的婵娟，彼此之间构成鲜明冲突。作者并没有用宿命论模式将屈原的悲剧表现为一种历史命运，而是高举浪漫主义英雄旗帜致力于悲剧冲突中主体精神的主导方向。所以最后屈原和卫士甲出走，“决心和汉北人民一道，做一个耕天耕地的农夫。”以对抗肮脏龌龊的世俗政权。郭沫若以诗人之心体悟诗人屈原的精神，他渴望“这熊熊燃烧着的生命，”为祖国为人民“迸射出光明”！把屈原精神提升到一个热情高昂的程度。郭沫若认为：“团结人民，热爱人民，这是屈原的基本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所以他（指屈原）才能够博得人民的同情，他的诗才能够有充沛的生命，在中国文化史上卷起一次深刻的诗歌革命的风暴，在文学发展上发生着深刻的长远的影响。”〔18〕当然这种向上情绪也是屈原斗争精神不屈不挠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精神——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深刻的忧患意识在此中得到凸显和张扬。郭沫若先生从日本留学弃医从文开始，到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纵观一生我们都知道他本身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共产党员，他运用自己的笔把这种战斗精神用文学的形式进行宣传，发扬光大，号召广大民众拭亮眼睛共同抗日。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不仅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同时更深刻的受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深层次的，已经内化在作家的精神血脉中。如果看不到这种继承的影响，可以说就没有真正全面认识郭沫若！
　　
　　总之，五四作家尽管身沐欧风美雨，倾慕西方文明，但他们年轻时大都饱读传统诗书，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使他们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并在新文学创作中有所表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文脉流传，薪火相承，郭沫若正是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学根底，才能在运用新文学的西方新形式新技法时很快地驾轻就熟，于发轫之际即取得较高成就。在此，我愿意以钱钟书先生的话作结：“一个传统破坏了新风气成为新传统，新传统里的批评家对于旧传统里的作品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作比较客观的估计。因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静和超脱，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见审’，而旧传统里的批评家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六经七尺

极少阅读他的作品，不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