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司马迁、陶渊明三篇《士不遇赋》比较研究

诗情

　　作者：未知

　　摘要：在历代文人作品中，“士不遇”的感慨是十分常见的一大主题。这类作品客观反映了士人们的现实处境，表达了他们丰富的心灵世界。其中西汉董仲舒、司马迁和东晋陶渊明都有以“士不遇”为题的辞赋作品，它们不仅属于同一体裁、题材，而且内容相近，都抒发了不遇之士对现实的不满和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怨愤失意。但是作者的思想、心态、对待不遇的消解之法和解决之道却各有不同。董赋表现出浓厚的儒者情怀，司马赋表现了有所追求的人生理想，陶赋则表现出了抱朴守静的道家思想。

　　关键词：士不遇；董仲舒；司马迁；陶渊明；儒者；追求；道家

　　“士”，即所谓文人、知识分子，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所孕育和培养的知识阶层。积极入世，有为于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主要表现，也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士人们大多都具有对家、国的忧患意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屈原《离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位卑不敢忘忧国”（陆游《病起书怀》），这种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使他们努力寻求着济世救民的方案。但在古代中国，社会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有相应的政治地位。然而，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权利的高度集中和封闭性，往往使这些心怀天下的士人难以跻身于政治权利圈中，从而使他们生发出无限的失落和感慨。

　　从屈原《离骚》以来，抒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怨愤失意情绪就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比较常见的主题。有关这一主题的作品可以说是代不乏作，并且涉及到诗、词、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如屈原的《离骚》、贾谊的《吊屈原赋》、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李白的《行路难》等等。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直接以“士不遇”作为题目的赋作就有三篇，分别是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和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

　　比较一下几乎是同题的这三篇赋作，它们属于同一体裁，都是骚体赋。题材也相同，都是抒发作者“不遇”的感怀。虽然三位作者并非处于同一时期，但都抨击了自身所处现实的黑暗。董仲舒说自己“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司马迁对当时社会中“好生恶死”、“好贵夷贱”等种种恶习极为反感。陶渊明也在赋中引用大量例证针砭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丑恶现象，抨击了“大伪斯兴”的可悲现实。三位作者和他们在文中所列举的先如屈原、夷皓、贾谊等人一样，才识过人，志向高远，忧国忧民，他们的不遇的遭遇也同样不幸。董仲舒感叹道“时来曷迟、去之速矣”，虽正心修身，却时不我待，行将就木，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呀；司马迁悲“生之不辰”，自己“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显”；陶渊明也说“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士人们已走到无路可走的境地，有志之士始终不被现实接纳，他们宏伟的人生目标和不与恶浊同流合污的志趣始终不为世俗理解。这是先知者的孤独、先觉者的苦闷、追求者的痛苦。

　　虽然身处不同时期的三位作者发出了同样“不遇”的感慨，但是联系作者的经历，仔细分析这三篇赋作，我发现三位作者无论是面对“不遇”的消解之法，还是解决之道都是不一样的，这也体现了他们不同的思想和心态。下面就此逐一进行分析论说。

　　一、董仲舒——宽厚的儒者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从小勤奋好学，曾创下“三年不窥园”的记录〔1〕，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汉武帝时，因向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而引起武帝的高度重视。他还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和阴阳灾异之说。武帝建元六年，用来祭祀汉高祖的辽东高庙和咸阳的长陵高园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帝王不仁慈而引起上天发怒，想借此提醒武帝。这本是一片拳拳忠心，却因主父偃的告密和公孙弘的嫉妒陷害差点招致杀身之祸。经此事后，董仲舒辞官归家，不问杂事，只以修学著为事。作为儒家学说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董仲舒自然是意欲有所作为，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但在实际行动时，却如羝羊触藩，只能为自己招来羞辱和损伤，只有“不出户庭”，方可无过而远害。

　　当董仲舒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壁后，他也试图寻找原因，那么他找到的答案是什么呢？他感叹：“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彼实繁之有徒兮，知其白以为黑。”他的遭遇正是他所拥护的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治所带来的，但他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的眼光拘泥于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小人之辩，将造成自己陷入两难境地的罪魁祸首归于风俗的败坏，归于“指白为黑”的小人，这正是他儒者的本质所决定的。

　　面对不遇之惑，对现实无可奈何的董仲舒转向历史中去寻找出路。“观上古之清浊兮，廉士也茕茕而靡归，……”他安慰自己说，纵使是三代的黄金时代，也有贤士不遇的事，何况自己生于末俗之世呢？虽然如此，他也不愿当隐士，或像伍员、屈原一样一往不返。这是他崇高人格的体现，也是儒家所提倡的担当世运的精神。即使是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也依然不失儒者的中庸气度。

　　儒家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兼善若失去实施的可能，士人们往往收起兼善的理想，把自身从外部兼善的事功表现上转入到内在自我道德的完善上，从而由积极的进取转向消极的自我保护。董仲舒也是如此，清明的时代迟迟不能到来，自己又不愿“远游以终慕”，他选择了耐心等待，学道修身，归于至善，并在等待中远离污浊的官场、黑暗的现实。鲁迅先生说董仲舒《士不遇赋》“虽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悉狷狭之意尽矣”〔2〕，一语道破了这位西汉鸿儒的内心隐痛。

　　二、司马迁——悲愤的批判者和孤独的理想坚持者

　　与董仲舒一样，司马迁也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起初非常赏识这个广闻博见、学识丰富的年轻人，并任命他为郎中。司马迁一生的转折是为李陵兵败辩解开始的。在司马迁的一封书信《报任少卿书》中，他写道：“陵败书闻，……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可见，司马迁固然有为李陵辩解之意，但主要目的还是为“效其款款之愚”，谁料反被武帝“以为仆沮贰师”，定下“诬上”的罪名并处以宫刑。在《悲士不遇赋》中，作者再次表现了自己抑郁不得志的心情，“生之不辰……有形而不彰，有能而不陈”。他与董仲舒同样生活在汉武盛世，却都深感生不逢时，这真是对盛世莫大的讽刺。

　　与董仲舒儒者的中庸气度不同的是，司马迁的赋作直抒胸臆，词则激越，情则悲愤，主观感情十分强烈。他不仅为不遇而悲叹，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统治阶级。他指责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控诉统治集团内部善恶不分，是非不明，互相倾轨，好贵夷贱。在《史记》中，司马迁不时记录下社会现实：富者“终身逸乐”，贫者“遭遇祸灾”；“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史记·平准书》）。在《报任少卿书》中，他也自述获罪后因“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而无奈接受宫刑。可见，《悲士不遇赋》所表现的悲愤之情是有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的。司马迁敢于反对天命，认识到很多社会矛盾和现实中不平的现象，是由社会制度和统治者所造成的，这正是他与董仲舒和陶渊明思想进步的表现。

　　在“美恶难分”的封建专制社会中，许多有才能的士人大概总会遇到“屈而不伸”的命运，但独特的是，司马迁不仅在赋中表达了士人们较为普遍的“生之不辰”的情绪，更是写出了其本人特有的心声。“诟莫大于宫刑”，即便是遭受宫刑这样的奇耻大辱，司马迁还是选择了“隐忍苟活”，其原因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少卿书》）。支持他活下去继续奋斗的力量是自己的未竞的理想信念——实现父亲的遗训，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史记》完成并传于后世。在《悲士不遇赋》中他说“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再次表达了他不甘于没世无闻，希望有所作为的志向。尽管实现理想的路孤独而艰辛，但司马迁忍辱负重，“逮死而长勤”。从司马迁的赋中，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他饱经忧患和创痛，但仍终身坚持理想的身影。

　　三、陶渊明——归田的隐士

　　就陶渊明的基本思想倾向而言，传统的观点有两种，既儒家说和道家说。儒家说的主张者有沈德潜，认为“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3〕道家说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他认为“渊明所说者庄、老。”〔4〕现代学者朱自清也持这一观点。大体来说，儒家和道家两大思想传统对士人都会有所影响，但从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这篇赋作里，我读到的是他更近于道家的归田思想。

　　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不如《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等有名，因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文中“大济于苍生”一语常被论陶者频频征引，以为是陶渊明政治抱负的自我写照。我读陶渊明的原作，并联系其他作品仔细分析，认为是不相符的。陶渊明在赋作中描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一种是“履信思顺”、“大济苍生”的人生，一种是“抱朴守静”、“击壤自欢”的人生。前者是儒家向往的人生，后者是道家向往的人生。在陶渊明看来，二者只是不同性分者的不同选择，并无高下优劣之别，所谓“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而称情”。毋容置疑，陶渊明自认为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属于“潜”者而非“跃”者。

　　我们知道，儒家是主张积极入世的。而陶渊明是如何对待出仕呢？陶渊明二十九岁起为州祭酒，初涉仕途；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之间，断断续续做过参军等小官；四十一岁时，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有几次出仕的原因是为生计所迫，“余家贫，植不足以自给。”（《归去来兮辞序》）在职的时间非常短，都是中途弃官，自免去职，弃官的原因是无法忍受官场生活。与之相反的，是他对田园生活的魂牵梦萦。身在官场，心系田园，诗中一再写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彻底与官场告别，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总结自己的官场生涯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说自己归田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几次出仕和弃官，以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不忘归隐的态度，都与儒家的原则和要求相去甚远。

　　在《感士不遇赋》中，他引大量例证针砭了善恶不分，贤愚莫辩，是非颠倒，白黑混淆的丑恶现象。他还以封建犀利的眼光对封建时代儒家信徒们所顶礼崇拜的“天道”发出疑问。对“承前王之清海，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的说教感到无比的虚伪与厌恶。作者罗列了历史上有善行懿德的楷模如伯夷、颜回等人的遭遇，从而否定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教。在文章的最后，陶渊明进一步表白了自己的情怀，“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轩之非荣，岂组袍之为耻？诚谬会与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面对仕与隐，陶渊明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已”的生活，选择了归隐和自由。个体生命自由发展，摆脱外物的奴役，使精神生活臻至无所系缚、优游自在境界，正是道家人生哲学的中心问题和终极追求。朱熹赞赏的正是陶渊明的这种超脱态度，他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高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句评语不一定全面和准确，但非常简练地指出了陶渊明“隐士”和“诗人”身份。

　　陶渊明在隐居、躬耕、读书、作诗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最终成就的不是伦理的、事功的人生，而是审美的、艺术的人生，他的生命情调是道家式的。

　　综上所述，董仲舒、司马迁和陶渊明虽都抒发了“不遇”的感慨，但因各自的思想信念、个性和心态的不同，使他们在面对不遇之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沈德潜.《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2版

　　[4]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