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与阮大铖

大周天

　　马士英与阮大铖

　　唐弢

　　写完《东南琐谈》以后，重新读了一遍，觉得芜乱散杂，自己也不免叹息：我的驾驭文字的能力，竟已大不如前了。这并非因为衰退，仔细想来，倒是由于一时的不耐烦，是颇吃了年轻的亏的。巨奸大猾们的行为，我看不惯，常乘血气，加以笔伐，但又并不以这笔伐为满足。相传武则天看到骆宾王《讨武墨檄》里的“入宫见嫉，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的时候，不过冷冷一笑。我耻于提供这一笑的资料，终想“薄文人而不为”，在这“不为”之下，有时还不免偶一“为”之，则“为”而不佳，当然也是意中的事情了。

　　这回是经编者的督促，终于又提起笔来，所谈的依旧是明朝的事情，明朝的人物。今年上海的戏剧界，《明末遗恨》之类很走红，连《珍珠塔》和《三笑姻缘》也上了镜头，据报上说，生意是十分兴盛的，但我并不想和他们争短长，让笔头也古装起来，以博取一时的掌声。我还不能忘记的是现在。侈谈过去，倒是因为看出了有些人物的将来的缘故。

　　就以弘光朝的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例吧，他们的鬼魂，至今还附丽于“先生”们的身上，大翻其无耻的花样。而这些“先生”们的前途，却又在马、阮的收场里，透露了相似的命运了，这就是历史的预言。

　　因此，我觉得还不妨来谈谈过去的事情。

　　南都诸大臣中，能够在危难的时期肩起重任，对国策发生决定的作用的，我以为一个也没有。史可法虽然有些名望，忠贞勤劳，有人比之于汉末的武乡侯。倘论才干，却又远不相逮了。诸葛亮是法家，史可法却是“大成至圣文宣2E"孔子的信徒，换一句时髦的话，那就是儒家。据近来的解释，汉文学的传统正是儒家的精神，而儒家又是讲“忠恕”可以不择对象，不分敌我；虚悬一个禹稷为“最高的理想”，却又可以“闭户”“不能利人”的怪物。我想儒家的真正的意义，是决不如此的。所以史可法也没有侈谈“儒术”和“王道”，以迎合侵略者的心理，他不但分清敌我，而且又努力为国，拒绝了多尔衮的招降书，终于在扬州殉难，完成了禹稷的理想了。

　　不过儒家的思想，的确也限制了史可法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懦弱和谨愿的特性。对马士英的斗争既已表示退让，关于掀翻逆案以引荐阮大铖一事，也出以调停的口吻。姑息所以养奸，这样一来，就造成了马、阮勾结把持的局面。《南明野史》里说：

　　“初，士英督师淮左，四镇皆其心腹。既而士英拥兵入朝，假援中宫，请留辅政。于是有内外均劳之议。可法乃请督师江北，而士英专国。”

　　《弘光实录钞》里“乙巳，大学士史可法出督师于维扬”条下，有更详尽的说明：

　　“士英入参机务，可法动受其制，不得已而出。留都诸生数百人合疏留之，不得。至十月，有何光显者，请召可法，拟士英操莽。廷杖杀之。”

　　这是史可法示弱于马士英的第一点。夏完淳在《续幸存录》里，十分惋惜于这一处置的失当，他说：

　　“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马瑶草守己狼藉，不脱豪迈之气；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瑶草亦非令仆之才，内史外马，两得其长，此易之泰所以外小人而内君子也。今两暌焉，宜其流于否也!”

　　我以为这说法还不错。不过倘让马士英去督师，那就未必有维扬的壮烈的一幕了。死，其实也并不容易的，虽然有人自称要跳火坑，但那并非但丁《神曲》里的炼狱，却只是妓院里的席梦思式两用沙发床。马士英以及马士英型的人物，是乐于以此自处的，因为这正是卖身的场所，真不免于“守己狼藉”了。

　　不过在史可法这一面，也确有“才变不足”的事实，当阮大铖起用的时候，举朝坚持反对的论调，因为“大铖一出，则逆党尽翻；逆党一翻，则上且驳骚问三朝旧事”，这就要使“诸君子将安所置足乎”了。所以马士英要求吕大器加以引荐，反被臭骂了一顿；再请顾锡畴设法斡旋，又碰了老大的钉子；第三次，这才转到太监的念头，终于为阮大铖打通门路了。据陈贞慧《过江七事》里载：

　　“越日，上果召士英，大铖，乃越次面进大铖兵部侍郎。弘图执争请下廷议，与大铖相擢。先是，日广即具疏以去就争，疏称：‘是举也，先帝十七年之定案，顿付逝波；新朝数日前之明诏，竟同覆雨。梓宫未冷，增龙驭之凄凉；制墨未干，骇四方之观听。’言甚恳，疏入，上遣官宣谕，日广附谢。……自是科臣袁彭年、罗万象、李沾等，台臣詹兆恒、郭维经、朱国吕等，群起合纠，章唐集，士英亦气沮，事复寝。”

　　除此以外，吕大器、王孙蕃、常延龄、万元吉、陈良弼、左光先、熊汝霖、陈子龙辈，也都曾交章力争，士英无法，暂时只得搁浅了。当时廷臣所持的理由，是说大铖阿附魏珰，逆案决不可翻，这正是举朝一致的公论。而史可法却表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

　　“昨监国诏款，诸臣汇集，经臣改定。内起废一款，有‘除封疆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段，臣为去之。以国是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广，未可执往时之例耳。后来不知何故，复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愿以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也。”

　　理由也许是不错的，但在这时候而提出这样的意见，却未免有助奸或者帮凶的嫌疑。可法疏上，马士英就振振有词，说逆案等事是由吕大器添入，“以戎臣而增减诏书”，非加以惩戒不可了。然而史可法是并不赞同阮大铖之进用的，示弱于先，而又示好于后，这确是奇怪而突兀的态度，无怪乎郭维经要说：

　　“督辅史可法雅负人望，亦有失言之过。记得四月初旬，北音正恶，督辅招臣等科道于清议堂论救时急着，首在得人，臣等各举所知，督辅执笔而记，臣等虑人众言杂，乃合词谓逆案断不可翻，督辅深以为然。言犹在耳，何其忽而易志?……”

　　“救时急着，首在得人”，阮大铖虽以边才见荐，但其实是并无韬略的。王孙蕃说得好：“枢辅以大铖为知兵乎?则《燕子笺》、《春灯谜》枕上之阴符，而床头之黄石也。”他不过是一个能通文墨的无赖。马士英的竭力引荐，据史册所载，别具一段图报的私情，下面是《过江七事》里的说明：

　　“给事中阮大铖，名厕逆案，……侨居金陵无聊，置女乐治具，日结纳诸贵人，无赖子亦多为爪牙用者，相率婪金钱。而马士英从抚宣府罢归，亦寓金陵，以同籍，旦夕过从为欢呢，而大铖故阴贼，善因事中人，自得马而益雄也。厥后士英从谪籍督师凤阳，具出大铖援，感且刺骨。……”

　　关于“督师凤阳，具出大铖援”一节，吴梅村在《鹿樵纪闻》里，有着更清楚的交代：

　　“初，宜兴相回籍，大铖以髫年密友往候。延儒与约日：‘脱复相，必首荐君。’及宜兴再召，大铖使人奉金歪为寿，且曰：‘息壤在彼。’延儒举益爵者三，曰：‘前言固宜践，成案难遽翻，归语尔主，有堪心腹托者，当先用为督抚；俟彼以边才荐，必得间以报。’使者反命，大铖喜，士英即以为请。不数月而士英奉特旨总督凤阳矣。遇国变，士英内通孔昭，拥立福王，遂入政府。……”

　　各书相传，这就是马士英为阮“任怨任咎”，仿佛演唱《贩马记》似的，一拉再拉的原因。为了减少反对者的攻击，他就故意向姜日广忏悔，说什么“吾前荐阮髯，觉亦大高兴，

　　今念之，殊自失。”一面又托亲戚越其杰向大家表示，引荐大铖，不过是要“了情面”，并无强持的意思。这曾使姜日广大为满意，而且还觉得十分放心。然而曾几何时，监视稍一松懈，圣旨已下，大铖的兵部右侍郎也就到手了。

　　马士英的所谓“了情面”，原是一句诳话，就连野史所传，报答关说的私惠之类，也不是最大的原因。据我看来，马士英的荐阮，扼要地说，倒是在于引为己援这一点。弘光即位之初，东林用事，举朝有党，而他除了外面的四镇，里面的太监外，却是比较孤立的一个。等到“可法一去，天下皆斥为奸雄，吕大器等群起而攻之”，他就愈觉得处境的危殆，要转变局面，非引用私人不可了。而这私人，又必须是自己的敌人的敌人，适合于这一标准的，首先得推阮大铖。

　　大铖一进，士英的羽翼也就长成了。

　　夏允彝说士英立心疏阔，无杀人之意，大受黄宗羲的反对。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更加阐明，说是“士英虽有用小人之意，而无杀君子之心，大铖一用，小人连比而进”，这虽不足以见士英之心，但他所看到的事实，却还是确凿的。大翻逆案，报复私仇，的确是发生在大铖上台以后。戴名世在《宏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里说：“及阮大缄入，而党祸复烈，谗慝宏多，国家日以多故”，他举出了如下的情形：

　　“……及骤贵用事，与中官比呢，逐谏臣。逆案诸人如袁宏勋、杨维垣等，次第起用。先以蜚语逮镳(周镳)，及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演祚，系刑部狱，从吏讯。而捕囚诸名士，校尉纷出，跄踉奔窜，善类为之一空。定从逆等六条例，凡素有清望不悦己者，辄窜入其中，或有真失节者，反以贿免。……”

　　阮大铖一面以三案挑激福王，一面又把北都沦陷的责任推在东林诸人的身上，说是：“不尽杀东林诸臣，不足以谢先帝。”排挤之余，继以杀戮，满朝只剩下一些泄泄沓沓的人物，而士英也益发肆无忌惮了。开海禁，税珠池，又令童生纳资免试，《南明野史》里说：

　　“士英请免府州县童子应试，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得赴院试。又诏行纳贡例，廪纳银三百两，增六百两，附七百两。又立开纳助工例，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一千两，监纪职方万千不等。时为之语日：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大权在握，贿赂公开，一面又以酒色迷住了皇帝的心窍。同书里还有这样的记载：

　　“……而帝深居宫中，惟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巷谈俚唱，流入内廷，梨园子弟，教坊乐人，出入殿陛，诸大臣呼为老神仙。夤缘求进者，接踵而至。……时羽书仓皇，士英犹与门下僧利根谈禅，斗蟋蟀。人号蟋蟀相公。……大兴土木，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及赏赐宴乐，皆不以节。国用匮乏，搜括乃兴，佃链湖，放洋船，瓜仪制盐，芦州升课；税及酒家，每肋钱一文。盖马士英贪浊乱政，内则田、成两宦，外则杨、阮诸奸，兼以镇臣则兴平、东平遥制内权，勋臣则忻城、抚宁侵挠吏事。边警日逼，而帝不知。大小名流，相继告罢。……”

　　北信紧急，史可法连疏告警，马士英都不加理睬，等到左良玉举兵东下，称清君侧的时候，又主张“宁可君臣皆死予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撤江防兵，移师防左。这和阮大铖说的“与其左兵之来，不若清师之来，我且用清师以杀左氏”，可说是如出一辙的，马、阮的作此论调，是因为北兵所要的是江山，而左师所要的却是他们两个的脑袋，以江山与脑袋较，在马、阮看来，当然还是后者重要了。摆在他们眼前的就是一条投降的门路。

　　然而天下事也尽有出于意料的，清兵渡江的时候，竟也揭起了讨伐马、阮的旗帜，这一来，他们就只好逃走了。

　　《鹿樵纪闻》里叙述马、阮的结尾说：

　　“王师渡江，大铖走金华，为绅士所逐，转投方国安。因杭州同知潘映娄先通降表，内院某豫荐为军前部院，留浙西为间。士英当江宁之破，欲随众降，恐不免，乃饰其母为太后，以所征黔兵自卫，奔广德，不纳，攻屠之；迂道至吉安，浙抚备法驾迎伪太后至杭州。事渐嚣，杭人逐之，黔兵亦渐散，乃潜走渡江。后大铖、士英同在方营，……顺治三年，贝勒兵渡钱塘，大铖偕谢三宾，宋之普等率先归顺，国安亦溃北。士英窜伏天台山寺中，其家丁缚之以献，贝勒命剥其皮，实以草，械置道旁，用快公愤。……”

　　至于大铖，后来以军前内院，从征立功，死在仙霞岭上了。《藏山阁文存》里的记载，颇和《鹿樵纪闻》相近似。在叙述了“罗列鲜珍，邀诸公大畅口腹”；亲自“执板”，“顿足高唱”《春灯谜》、《燕子笺》诸剧，为诸公侑酒；“每夜坐诸公帐内剧谈，听者倦，既寐有鼾声，乃出。……诘朝天未明，又已入坐帐中，聒而与之语”等等丑态后，又有着这样的一段，现在且把它节录在下面：

　　“一日忽面肿，诸内院忧之，语献忠曰：‘阮公面肿，恐有病，不胜鞍马之劳；老汉不宜面肿，君可相谓：令暂驻衙州，俟我辈入关取建宁后，遣人相迓何如?’献忠以语大铖，大铖惊曰：‘我何病!我虽年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幸语诸公，我仇人多，此必东林、复社诸奸徒，潜在此间，我愿诸公勿听。’……既抵关下，皆骑，按辔缓行，上岭，大铖独下马徒步而前，诸公呼曰：‘岭路长，且骑，俟到险峻处乃下。’大铖左牵马，右指骑者曰：‘何怯也!汝看我筋力，百倍于汝后生。’盖示壮以信其无病也，言讫，鼓勇而登，不复望见。久之，诸公始至五通岭，为仙霞最高处。见大铖马抛路口，身踞石坐，喘息始定。呼之骑不应，马上以鞭掣其辫，亦不动，视之，死矣。……”

　　这就是马、阮的收场。《人海记》和《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里，都说阮大铖死后，因为居民逃避一空，无处觅棺，三天后才由家人用门板抬了去，但因天气炎热，遗体溃烂，尸虫爬出，只剩了一具骨骼，草草收殓，不知道埋在哪里了。

　　汉奸卖国贼的下台，我以为是只会如此的。《鹿樵纪闻》里还存着另一说，相传唐王走顺昌以后，清兵在龙江搜得马士英、阮大铖、方国安等三人请王出关，愿为内应的奏章，遂斩方、马于延平城下，大铖正在游山，听了就触石而死，却仍旧得到戮尸的处分。这和《海上见闻录》的记载，是彼此符合的，但后者却没有指出抄获奏章的事情，也没有愿

　　为内应的说法，倒是《人海记》里有着这样的记载：

　　“马士英自南都逃至绍兴府，入方国安营。既而阮大铖亦至。本朝兵渡江，士英国安走台州，大铖迎降。录用降官，奉有阮大铖投诚独早之旨，以军前内院随征，急招士英及方逢年、方国安等出降。时唐王改元于延平，士英心怀首鼠，密表通军中消息，及本朝兵下仙霞关，唐王仓卒出奔，书扛委弃道路，贝勒于乱籍中得士英表，大怒，以泄漏军机，与二方同日处斩，悬其头于黯淡滩而去。……”

　　这只是站在贝勒这一面的清朝臣民的口气，我以为是并不可信的。马、阮在南京想纳款投降，然而不敢；在浙东又欲劫鲁王投降，然而不成；到最后，终于逃不了投降这条路，套一句习语，那就是投降，投降，投降了。然则又怎么会缅怀故国，做起内应的忠臣来呢?倘真有这样的事情，也不过如现在那些“落水”的好汉一样，在两岸游来游去，捞些“外快”而已，即使因此杀头，也谈不到成功失败，我想，这是不必以为可惜的。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短长书》，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