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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思运
种种信息一再提醒我们:全球化时代已经来临,各个民族和国家已被编织到一个巨大的网络之中,全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确实,跨国或者跨洲际的国际共同体正在日益冲淡族国之间的界限,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把人们的时空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但是,另一方面,世界上的民族战争和民族争端仍然时有发生,有分裂倾向的民族主义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危险因素。英国的安东尼曾经论述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并存的局面短期内尚不容易消失。这种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仍然或深或浅地积淀在作家灵魂深处,自然,也彰显于诗歌文本中。尤其是,在中国当下男性诗人的话语中,性话语与族国意识纠结在一起,映射出丰富的文化信息。人类的性活动本来是生理性、生物性行为,但是,性活动中的情感以及对这种情感的表述却具有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所以,性话语往往构成富有诸多隐喻内涵的文化符码。性话语中的族国意识便是诸多侧面之一。
一
族国意识(有的称为爱国主义),是人们千百年来对于所属族国的自然而然的感情的积淀。但中国往往喜欢把很多个人化的行为拔苗助长地升华到族国的高度。比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个人夺金或者在选美活动中拿个名次,都成为了国家的荣耀、民族的辉煌,中国一直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令很多人如丧考妣。中国人不大敢写性,如果要写的话,必须升华到族国的高度,否则,读者会说你堕落了。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性成了反思国家、控诉极左政策的工具。郁达夫呢?他偷看女人洗澡,偷听人家在野地里性交,憋到被窝里疯狂手淫,弄得自己整天神经兮兮,精神恍惚。在20世纪20 年代,写这些东西肯定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他开始升华了:“祖国啊,祖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呀?”好象他的性压抑是我们的祖国造成的,好象是国家富强了,他就不喜欢看女人洗澡、不手淫了。孰不知,经济发达的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也喜欢看女人洗澡、也要手淫的,也喜欢看人家性交的。结果,郁达夫性的升华使他戴上了爱国主义的红帽子,爱国主义成了他的窥淫癖的遮羞布了。
基于这种背景,我们考察一下男性诗人的诗歌文本。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很关注性话语与族国意识的耦合的,往往以反讽的方式对过于崇高的虚假的族国意识进行消解,极富反叛精神。东夷的《祖国啊,祖国》:
我是你的蛋白质
在思考的器官里
我是非理性 非逻辑
祖国啊,祖国
在你的肚子里
我是盲肠,我是胆结石
我是肺结核,肝硬化
我是咽下去的一口痰
我是祖国的下水
祖国的阴茎
我蓬勃向上
我好色,好中国特色
在社会主义的阴道里
向资本主义的子宫射精
中国啊,我活着
白天打我的左脸
黑夜打我的右脸
太阳胀红
我们在光芒里受孕
传达马太福音
如果把东夷的《祖国啊,祖国》与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对读,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不同于舒婷的对祖国、对民族的无比亲和力,东夷是有意识地疏离,有意识地体现出对国家政治、集体理性等价值的规避,自审、自嘲与对族国意识的他审、他嘲并存。尽管他在疏离族国意识的价值同时并未建构起自我主体和个体价值根基,但这种族国意识的价值解构意向是很明确的。阿斐的《月亮》:
月亮亮成你妈的白屁股
在清风里徐徐游荡
中国的妓女
远渡重洋
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头
隔海相望,眼泪汪汪
她怀念祖国妈妈
我思念她
她床上的功夫赛过洋妞
月亮圆啊圆
比你妈的乳房还圆
你妈的乳房生下你后下垂了
月亮还那么圆
月亮下垂的时候我们整个儿完蛋
你妈的乳房没乳汁了
找另一个乳房舔
舔完让你的儿子继续
月亮又圆又亮
照在家乡照着边关的姑娘
姑娘啊姑娘
你仔细听听
哪位哥哥在唱“十五的月亮”
“中国的妓女 / 远渡重洋”一句就隐含着明显的族国意识。对于族国意识,诗人从两个向度来展开:一是“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头 / 隔海相望,眼泪汪汪 / 她怀念祖国妈妈”,这是对族国意识的强化。“祖国妈妈”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说法。中国历史上往往把对国家的服从通过对家族父母辈的服从来完成,这就使血腥的国家政治的专制转化为含情脉脉的亲情伦理的服从。政治的伦理化与伦理的政治化异质同构,互为表里,最通俗的说法就是“爱国主义”。在这首诗里,诗人无疑是要解构它。对于族国意识的解构是此诗的第二个向度。用什么作为解构的武器呢?性。“我思念她 / 她床上的功夫赛过洋妞”,“我”没有把她称做祖国母亲的“游子”呼唤她“回家”。在十五的月亮下,“月亮又圆又亮 / 照在家乡照着边关的姑娘”,抒发的不是戍边为国的爱国感情,而是“思念她 / 她床上的功夫赛过洋妞”。
伊沙的《大波哺育大中华》里边,表层的歌颂、自豪与深层的欲望化反讽,也使得族国意识成了政治波普似的东西,在此聊备一格:
我在大街上
目击的少女
高大 丰满
与传统相悖
像匹大洋马
蹄子踢踏
叫人高兴
我在大街上
目击的少女
让我看到了
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
种的进化
被人称作东亚
病夫的时代
一去不返啦
大波哺育大中华
我心中豪情万丈
充满生殖的冲动
姑娘!我要与你
优生优育
为了咱们的国家
二
这些诗人们对族国意识的解构作为思考的维度之一,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但过度的消解与颠覆便发展为极端化的恶谑。这是男性诗歌性话语的一个重要误区。
阿斐的《中国》就是对族国意识的恶谑式消解:
中国很久没达到过高潮了
强忍着性欲一脸懊丧
外国佬以为瘫在地球东方的这块疤
是位被操烂的老妇
于是充满好奇地跑过来
用**试探她的阴部
发现依然弹性十足
中国是在等啊
等着有一天真正的高手出现
身强体壮功夫超一流
结结实实地被操一回
溢出无数淫水涌入大海
让人家瞧瞧
中国的高潮来得多么凶猛
中国作为地球东方的一块伤疤,凝结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一部中国历史就是鲜血流成的河、白骨堆起的山。面对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阿斐并没有悲剧感和悲悯心。而把中国灾难的承受说成是性的受虐狂。而对于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长城,阿斐将它转化为性具的隐喻。
长城
在山中穿梭
一条蛇
钻入姑娘的裙子
一条老蛇
为了获得最后的快乐
玩命一搏
钻入姑娘的裙子
长城
一条发情的老蛇
(《长城》)
阿斐的消解不是积极的,而是一种消极的意淫,这种意淫体现了诗人不健康的心理。
还有一些诗歌是对经典文本的颠覆性戏拟。南人的《中国啊,我的鞭子丢了》,题目戏拟了朦胧诗人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把民族的忧思转化成了对个人性能力的慨叹。二诗对读,相映成趣。(关于钥匙的隐喻可以参见南人的另一首诗《丢钥匙的新郎》)。沈浩波的《情人》一诗则是对杜拉斯的《情人》的拆解:
一个苍老女人的法语
优雅以及饱含世故的忧伤
她在给我们讲述
一段关于湄公河的谎言
是不是所有写小说的女人
最后都要用同一种爱情
来完成她们的人生
而这次,是在湄公河上
一个中国男人
开着豪华汽车的纨绔子弟
由于人种的原因,他没有机会
包养一个白皮肤的情妇
现在好了,你来了
一只待宰的羔羊
长着新鲜的乳房
他渴望着把你压在身下
用白种少女的鲜血
染红他床上的中国绸缎
但这对于你
一个野心勃勃的处女来说
是值得的
你将用他的财富
摆脱贫贱中的羞耻
你将有资格去参加
法国富人们体面的宴会
事情就是这样,杜拉丝小姐
在肮脏而浑浊的湄公河上
每天都有
人和牲畜的尸体漂浮
却从来没有
出现过什么爱情
更要命的是
你夸大了
那个抽大烟的
中国男人的性能力
就像忘记了他的姓名一样
你是不是也忘记了
他在床上的举而不坚
以及偶尔的早泄
沈浩波将一段真挚感情转义为一种交易、种族间的性政治关系。这种性的政治即中国男人与法国女孩的性地位关系依赖于阶级地位与财富。“一个中国男人 / 开着豪华汽车的纨绔子弟”,他相对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地位,决定了他的性主体地位,女孩则是性欲客体,像一只“待宰的羔羊”,“用白种少女的鲜血 / 染红他床上的中国绸缎”。这是一种交易,财富与性欲的交易,主动权在中国男人手里,女孩犹如妓女身份。写到这里,诗还是一种不平衡结构,后面,诗人通过对“那个抽大烟的 / 中国男人的性能力”的消解,(“他在床上的举而不坚 / 以及偶尔的早泄”)达成了内在结构的平衡。这一消解犹如一把利刀,对那个中国男人所代表的中国性能力判了死刑!与其说是民族的忧思,毋宁说是民族的自嘲。
伊沙的《风光无限》将性政治与阶级统治结合起来,对悬殊的阶级地位进行了恶谑:
老婆不在
大胡子卡尔
扔掉鹅毛笔
脱去燕尾服
溜进了厨房
把那正削
土豆的女仆
压在地板上
直喘粗气
这算不算
一个阶级
在压迫
另一个阶级
与族国意识相关的一个概念是“革命”。阿坚的《革命爱情》:
像被注射了革命激素
成了一大群赤色动物
奔跑在革命的蓝图上
春天时,有些腿柔软下来
不由看看革命的女动物
有时,爱情的革命发生了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为革命把红旗插上去
红旗呼呼地飘动
真的,革命不全是吃苦受累
在今晚革命是最快活的瞬间
明明是共产主义的滋味呀
问她,共产主义幸福么
她说共产主义太短一下就完了
嘿,小声点别说反动话
改明儿让共产主义多坚持会儿
第三天晚,问今晚想革命么
她说,想,可是
今天资产阶级来了
调侃了毛泽东的诗词和流行的政治术语,以智性的语言喻示了特定年代革命与爱情的错位关系,以及人性力量对这扭曲人性的错位关系的嘲弄。伊沙的另一首诗《北风吹》更有意思,他把“接班”的双重含义巧妙地构织在一起:
北风那个吹
那是白毛女的故事
那是革命的巴蕾
我在露天电影的现场
惊奇 张大了嘴
我是否真的受教育了
心灵被净化
雪花那个飘
革命和巴蕾
哪一个更美
喜儿遭地主强暴
白毛女接过红缨枪
因了什么
我的小鸡儿在暗处
悄然勃起
初次勃起
证明我已长大
可以接革命的班
伊沙把流行的革命话语“接革命的班”置换为性话语,因而,在本文的语境里“接班”的含义有二:一是政治含义:我已成人,可以接过白毛女的红缨枪,斗地主,进行翻身革命;二是性的含义:“我的小鸡儿在暗处 / 悄然勃起 / 初次勃起 / 证明我已长大”,可以接地主的班,进行性行为了。当然,后者只能悟不能说。如果伊沙说白了的话,那就离杀头不远了。
三
与这种对族国意识进行消解乃至恶谑的倾向相反,另一种倾向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的强化。一些男性诗歌文本的表层结构是以性话语消解族国价值观念,但在深层却积淀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甚至是民族复仇主义。这是男性诗歌话语的又一误区。
在越来越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认同的艰难,有人说全球化文化是一种无根的文化,是一种没有记忆力的文化。于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就通过对它历史中的神话、传说、历史事件等文化原型的强化,使之内化并积淀在族群成员之中,族国成为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媒介。或者说,历史事件与历史文化的认同成为强化族国意识的有效手段。尽管现在族国意识受到全球化趋势很大程度的冲击,但在深层,族国意识仍然流淌在许多人的血脉之中。象20世纪的抗美援朝、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就成为一些诗人民族认同的情结性依据。轩辕轼轲《抗美援朝纪念日》:
雄纠纠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在枪炮声中我突然惊醒
发现正躺在满目疮痍的床上
卫生纸的磨菇云在身边怒放
五小时前的婊子离我而去
因为我掏不出美元
五年前的女友离我而去
因为我办不了绿卡
在星级宾馆和大洋彼岸
她们正陪着美国佬彻夜狂欢
倍受伤害的我
只好自个儿擦亮了手中枪
正步走出卫生间后
套上国产的大头皮鞋
翻出了爷爷佩戴过的勋章
在镜子前走了几步
然后把一双耐克鞋从窗口扔出去
雄纠纠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我跑到结了薄冰的河边守候
看看有没有落水的儿童
我托着自制的雷管来到桥底下
准备寻找一个爆破的支点
被戴红箍的护桥员一顿臭骂
我钻进枯草里屏住呼吸
等待燃烧弹从天而降
等待那皮肉烧焦的一刻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只好站起来
对准树林里一个水泥洞口猛扑过去
假想的火舌燃红了我的前胸
现实中一对男女落荒而逃
空手而归的我回到城里
没有发现夹道欢迎热泪盈眶的群众
到处都在谈莱温斯基的裙子
克林顿那不老实的**子
张口就是美元的兑换价和签证的手续
满街都是乔丹、比尔盖茨牛逼哄哄的老乡
《泰坦尼克号》的片尾曲差点盖过了主旋律
雄纠纠 气昂昂
他们去拯救大兵瑞恩
我却揣着一把毛票
去拯救一个唇亡齿寒的”卖花姑娘”
我将她带回家里
给她放怀旧歌曲 谈儿时的理想
给她泡压缩饼干 吃大白兔奶糖
领她参观我一贫如洗的家当
鼓励她要进行国际主义援助
使她勇敢地冲破三八线
和我并肩躺上了上甘岭一样的木床
呵 她的眼中有金达莱在闪烁
我的下半身有马蹄莲在开放
我解开黄皮肤的胸膛
覆盖了她瑟瑟发抖的乳房
雄纠纠 气昂昂
朝她那饱受蹂躏的体内
注入了一股强有力的中国力量
在《抗美援朝纪念日》里,轩辕轼轲将异质同构的战争话语与性爱话语并置一起。“五小时前的婊子离我而去 / 因为我掏不出美元 / 五年前的女友离我而去 / 因为我办不了绿卡 / 在星级宾馆和大洋彼岸 / 她们正陪着美国佬彻夜狂欢”,这里强化了性压迫、性失衡的原因在于民族因素,把性爱矛盾转化为中美之间紧张的民族仇恨;抗美援朝事件,则在战争层面突出了中美之间紧张的民族仇恨。两个层面殊途同归。诗人想当罗盛教去救朝鲜儿童、想学董存瑞去炸碉堡、想学黄继光等待燃烧弹的袭击,但是,统统的——做英雄未遂。最后呢?“我却揣着一把毛票 / 去拯救一个唇亡齿寒的‘卖花姑娘’/ 我将她带回家里 / 给她放怀旧歌曲 谈儿时的理想/ 给她泡压缩饼干 吃大白兔奶糖 / 领她参观我一贫如洗的家当 / 鼓励她要进行国际主义援助 / 使她勇敢地冲破三八线 / 和我并肩躺上了上甘岭一样的木床 // 呵 她的眼中有金达莱在闪烁 / 我的下半身有马蹄莲在开放 / 我解开黄皮肤的胸膛 / 覆盖了她瑟瑟发抖的乳房 / 雄纠纠 气昂昂 / 朝她那饱受蹂躏的体内 / 注入了一股强有力的中国力量”。最后,作者还是以获得了性欲的满足作为结束。值得注意的是。他仍然运用民族战争的话语方式,再次将异质同构的战争话语与性爱话语并置一起。
伊沙的《和日本妞亲热》:
在不愿透露的地点
和一个日本妞亲热
当如坠温柔乡
这是一生少有的机缘
中国小男人 此刻
这朵樱花正待把玩
但我无法入定
不似往常般沉着老练
当樱花深处
那白色的火焰
神秘地一现
令我浮想联翩
想起祖先 想起
近代史上的某一年
怒火中烧 无法自抑
当邻人带来警察
破门而入
这朵无辜的樱花
已被掐得半死
诗人对女性抱的是“把玩”的态度,当他突然想起历史上的民族屈辱时,“怒火中烧”,于是把民族仇恨转化为对一个异国普通女孩的仇恨与蹂躏。这个女孩竟成了民族复仇主义的受罪羊了。无疑,这是不人道的。
阿斐的《一个日本人的多年情结》:
一个日本人来中国
证明日本人的侵华暴行
一个日本人来中国
证明强奸中国妇女是错误的
一个日本人来中国
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
一个日本人来中国
勾起了中国人民的回忆
一些美丽的少女
憧憬那段岁月
一个日本人无法勃起
来中国做一件好事
他住宾馆时
会不会发现一位小姐
像他强奸过的女人
因此有了一次难得的冲动
并溢出了少许精液
这个来自日本的人的目的是那么高尚:“证明日本人的侵华暴行”、“证明强奸中国妇女是错误的”、“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这个思路的加速发展最后导致了自身的解构:“一些美丽的少女 / 憧憬那段岁月”。历史被时间阻断了,民族的一段历史事件被后代遗忘了。一代崇洋媚外的新人认为“一个日本人”“来中国做一件好事”。结果呢?这个“无法勃起”的日本人恢复了记忆,“他住宾馆时”,“发现一位小姐 / 像他强奸过的女人 / 因此有了一次难得的冲动 / 并溢出了少许精液。”在中国人的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受阻同时,日本人却是借助一个历史事件的恢复而获得了个人性活动能力的认同。
总起来说,当下男性诗歌中的性话语的底色是杂色的,良莠不齐的。有严肃的思考,也有偏执的颠覆;有文化意义上的反讽,也有欲望层面的宣泄。这就需要我们细心地去做沙里淘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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