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诗人：在深圳寻找温暖的词语》70后陈才锋 80后艾华林 90后许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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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陈才锋 80后艾华林 90后许立志

《打工诗人：在深圳寻找温暖的词语》

　　70后的陈才锋在一家塑胶厂上班，80后的艾华林是一名保安，90后的许立志如今是富士康的一员。三人分别来自湖北、湖南、广东，与许多打工者一样，他们工作于一线流水线，租住在狭小出租屋，脸上总是挂着疲惫，却并不急于分享心事。

　　然而，他们身上被贴上了另一个标签——打工诗人。因为心中仍存着不灭的诗歌梦想，他们执着地以诗行观照自我乃至同时代人的生存和命运。这些诗行或许幸福，或许苦痛，但无一例外，都是打工者感情和处境的最真实记载。

　　他们中，有人希望最终能够回到故土，却发现渐渐老去、荒芜的故乡“所见的荒凉都是不真实的”；他们中，有人真诚地热爱深圳，感受到它的温暖，希望能在此安居乐业，却发现想要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极为艰难。

　　艾华林告诉记者，在深圳，像他们这样的打工诗人起码有200人，沉潜下去的或许更多。就在上周末刚结束的“读书月”上，后打工文学发展论坛如期在宝安举行，作为其中最重要一支的打工诗人们，也因此获得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但这关注似乎只是一瞬，正如他们在诗中所说，“漂泊”依旧成为最永恒的主题。只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希望，希望最终能够寻找到一个温暖的词语，“像树叶一样乘风而去，乘风而来”。

　　

　　写诗：“所有不自由感在诗中得到宣泄”

　　“心里很难受，却苦于没有地方倾诉，就开始零碎地把心事写下来，最后就写了几首诗”

　　坐地铁到龙华线的尽头清湖站，再转乘约10站公交的距离在吉胜酒店站下车后，还要徒步十几分钟，才来到了陈才锋位于龙岗区观澜大布巷的住处——一处仅10余平米的一居室。

　　从地铁到罗宝线的尽头机场东站，再转乘约10余站公交，则是艾华林工作、生活的地方——宝安区福永塘尾；从陈才锋的住处出发，要再转乘13站公交，才能到达许立志所在的观澜富士康。

　　相比深圳关内林立的食铺、商场、繁华的街道，往他们的住所而去，一路所见都是密集的工业区和厂房。桔子、苹果、香蕉，3种水果几乎就摆满了一个水果铺子。隔壁连着的是各式各样的快餐，最低一份只卖到6元。商场门前，有销售人员在大声叫卖山寨手机，便宜至百余元。每逢下班或者放假的时候，几条窄巷子里挤满了来自周边工厂的年轻人。

　　陈才锋生于1970年代末，来自湖北枣阳；艾华林生于1984年，来自湖南邵阳；许立志生于1990年，来自广东揭阳。3人之中，陈才锋年纪最大，但艾华林开始写诗的年份则最早。2002年，还在部队当兵的艾华林发表了处女作。陈才锋和艾华林都有过一段惨痛的传销经历，这曾让他们感受到极大的不自由。

　　2004年，刚结婚的陈才锋缺钱而急于找工作，在朋友介绍下误入传销，一直到2009年才在警方帮助下逃出来。对陈才锋而言，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5年时间里，他的所有证件都被搜走，没有任何办法和家人联系。晚上，和十几个人一起打地铺。白天，要被迫去街上发传单。一出门，屁股后面全都是人。陈才锋也想过逃跑，却遭遇毒打，到现在身上还留有伤痕。

　　艾华林只被关了两个月就逃了出来，但过程也惊险重重。2003年前后，退伍回乡的艾华林颇感迷茫，不等过完年便急于找事做，却不料被战友骗进传销窝点。在部队经过培训的艾华林，立刻就知道是传销组织，但却无计可施，只能装作接受上课和“洗脑”。但过完年，他开始想法脱身，“我给家里打电话，‘狂热’地找他们要钱。”这一切掩饰终于骗过了战友和同伴的眼睛。第二天，他们陪着艾华林去“取钱”。早已趁着出门发传单将道路记得滚熟的艾华林，一上街就爬上了摩的，逃到了火车站。

　　但艾华林的战友和同伴并未罢休，一直追到了车站，继续为他洗脑，“到了检票的时候，我喊了一声传销，检票员票都没检就放我进去了，还喊了保安，到现在我还很感激。”

　　2009年秋天，逃出传销“魔窟”的陈才锋，在工厂外买了几本旧杂志。正是这几本旧杂志，让他重新燃起了写诗的欲望，“我所有不自由的感觉，都可以在诗中得到宣泄。”几乎与此同时，已在深圳生活了好几年，换了很多份工作，又经历做小生意失败的艾华林，“失魂落魄”地回到故乡，发现诗歌才是自己的梦想。

　　再过了两年，离开揭阳来到深圳的许立志，进入富士康成为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自感“年轻气盛”的许立志，因为心里很难受，却苦于没有地方倾诉，就开始零碎地把心事写下来，“最后就写了几首诗。”

　　打工：“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

　　“既已来到车间，选择的只能是服从，更感到青春无情的流逝”

　　许立志最初写的几首诗发表在《打工诗人》上，那是对连上厕所都要请示报告的流水线生活的集中描述与反省。

　　在《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里，许立志如此描述当时的生存状态，“流水线旁，万千打工者一字排开/快，再快/站立其中，我听到线长急切的催促”，他感到“既已来到车间/选择的只能是服从”，更感到青春无情的流逝，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你怀里/被日夜打磨，冲压，抛光，成型/最终获得几张饥饿的，所谓薪水”。

　　最初的白班、夜班不停地倒过来倒过去，也让许立志非常不习惯。在另一首诗里，他形容自己在流水线旁“站立如铁，双手如飞”，“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相比于90后的许立志，陈才锋接触打工生活更早。陈才锋的妻子是一名流水线上的女工，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对于女工，他也有了更多的关注。他写女工发工资时“她满脸比阳光还灿烂”，可惜想到“月底要放假……批锋刀当上了手指”；他写《上夜班的她》，“流水线在她的手里一转，再转”，习惯了“黑夜就是白天，白天就是黑夜”，习惯了“站立作业”，最终，“透支的身体，就这样重复着……被固定的人拖走”。

　　而他形容自己《在一家塑胶厂》的生活，则是“看见上模工吊起十多吨的模具/在半空中行走/像颗原子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他只能感叹，“莫非我们认了/蚂蚁的世界”，以至于在一群重复不变的机器面前，“每个部件，都是我们的舞伴”。

　　在陈才锋的朋友兼诗歌领路人、武汉作家协会会员肖东看来，打工诗人因为其真实的生活阅历和独特的视角，往往对打工生活有着最刻骨的感受，所写出的诗能给人以最多的共鸣，也最容易打动人。

　　对此，许立志感受颇深。他形容自己听到的打工生活略显疲惫，“流经血管，它终于抵达笔端/扎根于纸上/这文字，只有打工者的内心可以阅读”。许立志告诉记者，自己的诗歌并未给父母、家人看过，“因为那是很痛的东西，不希望他们看到。”

　　写诗，除了让他们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在经济上带来的收益并不大。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诗歌，一首稿费仅在20—30元，最高也只有80元。但打工诗人看重的并不在此。艾华林坦言，如舒婷所说，能成为诗人是一个机遇，写诗给他带来了很强的精神富足感，虽然有些幸福也仅仅只是瞬间，但内心很安宁，“这些年在深圳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但写诗让这些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写诗之外，他们常常需要大量阅读。在陈才锋的小屋里，摆着厚厚的《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和各类杂志。趁着假期，许立志购买了一批新书，有诗人杨键的《暮晚》、阿多尼斯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还有胡安·鲁尔福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在这之前，他在阅读卡夫卡、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

　　诗歌和诗人群体在生活上也给予艾华林很大的支持。去年，艾华林的父亲在湖南一工地作业时不幸身亡。家属质疑工地安全保护措施不足，却遭遇“抢尸”，“当时，郭建勋、李江波、子建等许多深圳甚至全国的诗人都有声援我，最终促成事情解决。很感谢他们，也让我感受到了这个群体的温暖。”

　　在许立志看来，写诗让他拥有了“另外一个人生”，精神世界变得更加宽阔。虽然生活很难预料，但他仍然希望自己能够在诗歌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上走得更远。今年9月，由诗评家徐敬亚和韩庆成主持的“90后诗人诗展”上，许立志发表了《故土》，这是一首非打工题材的诗歌，“我现在也尝试写小说和评论文章。”

　　漂泊：“扎不下根的城市，归不去的故乡”

　　“在深圳生活多年，对这个城市有很多的热爱，希望能够融入，却发现怎样都融不进去”

　　“来了，就是深圳人”，曾让艾华林颇感安慰。但在打工诗人们看来，想要真正融入这个城市、扎下根来，却无比艰难。来深数年至十余年，他们仍然从事着最基层的工作，租住在城中村的单间里，最大的也不过10余平米。除了许立志单身，其它两人都是夫妻两人共住一间，每月付约400元的房租。此外，最大的开销来自网费，那是写诗和阅读的需要。

　　艾华林来深10年，换过许多工作，一开始做保安，后来去做普工、仓管、生产主管，还曾经开过生鲜超市。如今，他又做回了保安。他说，这是一份让他感到安慰的工作，长夜漫漫的时候，也可以有时间读书。

　　2006年，做到生产主管的他一个月能挣2500元，彼时一个普工工资还不到1000元。但2008年，回乡的艾华林发现表哥、表弟做生意都赚了钱，还买了车，父母对自己的看法也发生变化。这时，艾华林拿出3万元积蓄，还借了很大一笔债，和朋友合开了一家生鲜超市。一开始生意不错，他还把母亲接来同住。艾华林形容，那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却不料，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厂区变得空空荡荡，生意一落千丈。那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金融危机这样的大事件也能波及自己这样的小人物。加之合伙人认为艾华林太不像生意人，提前撤资，超市最终关门，血本无归。

　　艾华林曾把两个孩子接来深圳，希望能够享受天伦之乐，也希望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为了照顾小孩，艾华林只能赋闲，但靠妻子一人的收入显然无法承担家庭经济。其它问题也接踵而来，小孩对环境格格不入，睡眠也不足，“看到别的小孩父母开着小车来送，我怕他们心里有落差。”

　　去年，艾华林自费编撰了一本《深圳80后诗歌档案》，印了500本，收录了77位深圳80后诗人的142首诗。

　　“在深圳漂泊的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寻找一个温暖的词语。”在深圳生活多年，艾华林对这个城市有很多的热爱，但在一首名为《幻象》的诗里，艾华林如此形容身在深圳的感觉。他告诉记者，自己换这么多工作，折腾这么多年，就是希望能够融入深圳，却发现怎么样都融不进去。

　　比艾华林更年轻的许立志虽然来深刚两年，但对于城市有更深的认同。他形容自己的想法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在城市扎下根来”，他不希望像其他打工诗人一样，写几年就回到故乡结婚生子。两年里，许立志试过和朋友去摆地摊，但一直没有成功，也试着在富士康内部从流水线换到了物流岗位，有了更多的自由。他明白，即使作为打工诗人，真正能够走出来的也是少数，“必须不停地为生活奔波，很难走得更远。”

　　谈起未来，许立志说内心还是很不甘，希望能够在城市扎根，“不仅是职业上的改变，而是根本的人生。”

　　许立志说，自己热爱这座城市，无论是中心书城还是街道、厂区的图书馆，都能够给他以极大的自由。如果回到故乡，根本没有几间书店，“网上订购的话，连快递都送不到。”

　　相比艾华林和许立志，陈才锋对故土有更深的认同，“任何一个漂泊者，都希望最终能够回到故土。”他一直计划回到故乡，但却不得不一再推迟。人生中最大的几件事，结婚、生子、把孩子养大，如今还没有最终完成。而家中花了3万多新盖的房子，也被人以低价收购，“债还没有还清，还要建新房子。”

　　想起故乡，陈才锋很难受。他位于湖南枣阳的故乡原来一个山村有百余人，但如今只剩了三四家，一派萧条景象。如今，父亲在家种田，母亲在镇上陪着两个孩子读书，“撤点并校，村里的小学没有了。”

　　许立志则发现，如今的故乡早已经和童年时的故乡不一样了。那时候，那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如今，山已变得光秃秃，河流也没有了。虽然楼房越盖越高，但种田的人已不多，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他形容，那是一个物质化和空巢化的故乡，有钱就是老大。

　　“在夫夷的土地上/她曾那样娇柔的宠我、爱我/而此刻，她却像一个疾病缠身的老妪/咳出了浑圆的落日/这是哺育我长大的母亲吗？”在一首名为《湖南牌楼》的诗歌中，艾华林写到生育自己的山村，似乎怀着满腔悲愤。

　　艾华林坦言，如今的家乡早已变得面目全非，老屋看不到了，田园也变得荒芜。在一首新写的诗歌中，他如此描述归乡的感觉，“阳光下，你所见的荒凉是不真实的。”

　　“我幻想着有那么一天/能像树叶一样乘风而去，乘风而来”在《幻象》的结尾，艾华林如此写到。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张仁望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何  俊

　　统筹：张玮

    2013-12-03

六经七尺

努力工作，努力生活，不论在哪里

化蝶

哎，真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