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标准”的焦虑及其他 ——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观察之一

诗韵

　　在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领域中，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仍然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翻读2007年底及2008年上半年数家专业性的文学研究刊物，关于诗歌的论文屈指可数。在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中，这样的论文则更是难得一见，了了无几。如此情景，真可以说是“满目凄凉”了。但正是在这“凄凉”之中，我们还是获得了几许振奋，看到了一些可贵的坚持与热情。

　　2007年底以来的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中，有一个问题被很多批评家和研究者们屡屡提及，也形成了一个讨论的焦点，这就是“诗歌标准”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了，几年前的《诗刊》杂志便曾就此组织过很有规模的讨论。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对此问题感受得最为强烈的，还是在2007年初的“诗歌榜事件”中。当时我们被经常问及的问题，就是评选的基本标准。所以在事件刚刚结束后，我就在2007年第4期的《作家》杂志发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标准》一文，强调“重建我们的文学标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伺后我在《文汇读书周报》的一篇短文《诗歌正在悄然复兴？》中，又提出“正在悄然复兴的中国诗歌如果要想真正地修成正果，首要的任务，便是要重建我们的诗歌标准”，并且呼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应该“摆脱对于诗歌的一贯漠视，焕发热情，在正视我们诗歌现实的基础上，展开一场认真深入的讨论，重建我们的诗歌标准”。[1]

　　实际上，程光炜和张清华在2007年第5期《渤海大学学报》发表的《关于当前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对话》中，对“诗歌的‘评价’标准问题”做了更加深入的讨论。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诗歌评论家和研究者，对于诗歌标准问题的很多思考都相当精辟。在诗歌标准的问题上，他们都认为“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混乱”。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们对这种“混乱”的产生原因、后果和解决的基本策略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张清华认为标准混乱的原因“可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原有标准失效了，二是现在的写作者‘滥用’了诗歌写作的可能性”。而程光炜则认为：“评价‘标准’的丧失，根本原因不是诗人和批评家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也不在‘市场’经济的干扰和冲击。因为从中外文学史看，后者不可能真正瓦解‘纯文学’的根基。造成诗歌这种‘五代十国’的局面，关键还是‘文学权力’在那里起着负面作用。诗歌之外的‘权力’有如病毒进入了经典化程序及其评价系统，导致了这一系统的全面失效和失范，这才是根本原因”。在诗歌标准的重建问题上，张清华尤其强调“诗歌伦理”的意义，认为“它和‘标准’密切相关，也是标准的基础，是标准之一”，因为“正是写作界基本和普泛的社会伦理与精神良知的丧失，才造成了对写作权利的滥用，也造成了没有标准的混乱局面”。[2]当然，诗歌标准问题只是这一对话的重点之一，在当前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的问题上，他们也都提出了很多极富洞察力的深刻见解。

　　2007年12月在海南召开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四届研讨会”上，陈仲义发表了一篇题为《感动·撼动·挑动·惊动：好诗的“四动”标准》的论文，讨论的也是现代诗的标准问题。很有意思的是，在离开海南前的一次与陈仲义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毕光明的随意闲谈中，我们都很一致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从2008年第1期起，该刊开辟了“新诗标准讨论”的专栏。第1期除陈仲义的上述论文外，还发表了我和黄梵、何平、马永波等朋友的对话《重建我们的诗歌标准》，讨论了“我们是否要诗歌标准？”、“我们需要怎样的标准？”及“诗歌标准如何建立？”等相关问题。陈仲义的论文从接受美学出发，试图在传统好诗的主要标准——“感动”的基础上，加入“精神层面上的‘撼动’、诗性思维层面上的‘挑动’、语言层面上的‘惊动’”来建立好诗的“四动”标准。[3]这期专题中荣光启的论文《“标准”与“尺度”：如何谈论现代汉诗？》则主张以“个体经验的深度、现代汉语的自觉和诗歌形式意识”等作为现代汉诗的“标准”与“尺度”。在随后的第2、第3期，该刊又相继发表了张立群的《历史性的认知及其逻辑》、赖彧煌的《在现代经验和美学形式的张力场中》、王珂的《“一体”、“两象”、“三关”和“四要”》、魏天无的《新诗标准：在创作与阐释之间》和向卫国《关于现代诗歌标准的私语》等论文，对诗歌标准的逻辑起点、诗歌标准的相对性与历史建构性等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

　　2008年的诗歌研究界似乎进入了一个“标准年”。《诗神》2008年第1期的“诗家论坛”栏目也发表了两篇专题性的文章：一是李万庆的《重建诗歌标准》，二是张清华的《诗歌写作：标准、权利、难度》。前者在对我的前述短文表示“同感”和呼应的基础上，认为只有“回到经典，重读经典，才能达到对现代诗的真正把握，才能找到标准的诗歌范式”；而张清华则结合诗歌史和诗歌现实特别是“网络写作伦理对诗歌标准的‘修改’”[4]等方面的情况，在诗歌伦理的多重关系中阐述诗歌标准的有关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从2007年底开始，一直到今年上半年，诗歌标准的问题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困扰多年的现代汉诗的“标准焦虑”又一次突显。可以说，这场讨论才刚刚开始。长期以来，学术界的很多讨论往往都是在一阵热闹之后便烟消云散，难以达到应有的彻底性。对于这场讨论的后果，我其实也充满担忧，担心它在最后难以形成最为基本的共识，草草收兵。当然，我并不是奢望这场讨论能在最终形成真理性的“标准铁律”，并且为研究者、批评家甚至诗歌编辑们所共同使用，更不奢望会有这样的铁律为诗人们的创作所遵循。我只是希望，诗歌标准问题的讨论能够基本上穷尽有关方面的种种可能。我个人认为，诗歌标准绝对不只是诗歌场域的内部问题，它应该在诗歌场域与整个文学场域以至于文化场域、经济场域等其他场域的复杂关系中予以讨论。所以我一方面肯定《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一系列“专业性”很强的有关讨论，另一方面也认为，程光炜和张清华的视野则更加开阔。无论是程光炜对“文学权力”的重视，还是张清华对“诗歌伦理”的强调，都提醒我们对诗歌标准问题的讨论应该超越“诗歌领域”的“专业性”局限，在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关系中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思考，这样才能基本上穷尽我们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可能。在此意义上，我们不仅希望诗歌界“内部”的批评家、学者、诗人与编辑介入讨论，也很希望诗歌界“外部”的有关人士关注与参与。

　　诗歌标准问题的讨论外，2008年上半年的诗歌研究与诗歌批评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所发表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论文。

　　程光炜教授在《当代文坛》第3期发表的《批评对立面的确立：我观十年“朦胧诗论争”》对当年的“朦胧诗论争”做了全新的研究与反思。他发明了“对立面”这样的“关键词”或“学术范式”，通过细致深入的知识考古，揭示出“崛起”派批评家们“与‘改革开放’结盟”“正是‘崛起’话语最终成为诗歌界统治性话语的最大秘密之所在”。[5]近几年来，程光炜教授致力于对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进行“文学史”意义上的重新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篇文字，正是其“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成果。实际上，它的意义还不止于对“朦胧诗论争”的重新研究，它对我们重新研究当代中国的诗歌领域乃至于文学领域中的“文学论争”都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范式。《当代作家评论》在2008年第3期发表了张晓红的《女性诗歌中的女性身份、作者身份及互文联系》，该文“试图将女性诗歌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跨文化的批评框架之中，借助互文性理论来探讨诗歌话语和性别话语的相关性”，认为“当代中国女诗人与自身文化和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关系。女诗人针对多种文化可能性进行商榷，创造性地接受或抵抗社会和历史强加给女性的性别期待，凭借诗性手段对女性身份进行修正”。[6]2008年第6期的《文艺争鸣》近乎成了诗歌研究“专号”，除了不多的几篇其他方面的论文外，大多都是关于诗歌的论文。“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专栏推出了对郑小琼、姜涛、黄礼孩、杜涯、尹丽川、麦城和雷平阳等13位诗人的评论文字，同时还发表了上述诗人的“创作谈”。当下中国的诗歌现实呈现出班驳陆离的兴旺局面，如何厘清这样的诗歌版图并且将其中不同风格的诗歌写作准确把握，无疑是一件困难、重要而又非常迫切的事情。前述13位诗人风格各异，有的甚至大相径庭，但对他们的诗歌写作，每一位论者均都力图进行准确把握。比如张学昕所揭示的麦城诗歌“总是出人意料地完成对事物和存在从可见到不可见的转换，使事物摆脱了技术的、意识形态的规约和盘剥，将事物从具象的、外在的思维度量中拯救出来，实现对现实的一次超越性转换”[7]的特点；还有谢有顺所指出的故乡、大地和亲人为雷平阳的诗歌所确立的清晰的方向感等，把握得都很准确。

　　今年4月间，著名的诗歌评论家陈超以《中国先锋诗歌论》荣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我以为这一荣誉并不仅属于陈超个人，还是诗歌批评界的光荣。在当下中国的文学领域中，诗歌批评无疑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已经颁发了六届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的“年度文学评论家”奖，第一次颁发给一个专门从事诗歌批评的文学评论家。陈超曾说自己的诗歌批评是“建立在‘细读’基础上的综合性的话语探究”，他所追求的，是“要同时保持对生存和话语的双重关注，使自己的诗歌理论和诗人研究，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话语的历史生成和修辞技艺环节，生存和个体生命，社会与文化，进行扭结一体的思考”。[8]我以为对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崇也是令人景仰的境界。他的发表于2008年第6期《文艺争鸣》中的《翟永明论》，便是这一境界的具体体现。

　　对于当代诗歌的研究与批评而言，还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那就是诗人潘洗尘斥资主办了《星星》诗刊的“理论版”。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第一份严格意义上的专门性的诗歌批评期刊。自2007年8月份第1期起，共已出版了11期。这份刊物有很多有意思的栏目，比如张清华主持的“圆桌对话”、程光炜主持的“回望八十年代”、马铃薯兄弟主持的“诗人访谈”、李少君主持的“诗人评传”和徐敬亚主持的“虚拟选本：中国当代诗100首”等，都已获得诗歌界的广泛好评。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由洪子诚教授主编的“新诗研究丛书”上半年又出版了王家新的诗论集《为凤凰找寻栖所》、耿占春的《失去象征的世界》和敬文东的《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等书，值得注意。这几天集中重读了王家新书中《从古典的诗意到现代的诗性》、臧棣的《“诗意”的文学政治》(《新诗评论》2007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和王小妮即将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的《今天的诗意》等文，强烈感受到一个也许更加重要和根本的新的诗学命题正在突显。

　　[1]何言宏：《诗歌正在悄然复兴？》，《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1月9日。

　　[2]程光炜、张清华：《关于当前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3]陈仲义：《感动·撼动·挑动·惊动：好诗的“四动”标准》，《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4]张清华：《诗歌写作：标准、权利、难度》，《诗神》2008年第1期。

　　[5]程光炜：《批评对立面的确立：我观十年“朦胧诗论争”》，《当代文坛》第3期。

　　[6]张晓红：《女性诗歌中的女性身份、作者身份及互文联系》，《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7]张学昕：《麦城诗歌：形而上的“词悬浮”》，《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8]陈超：《对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寻》，《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来源：中国作家网何言宏

诗韵

　　诗歌的标准是：
　　
　　1。音韵是否和谐优美；
　　
　　2。节奏是否舒缓明快；
　　
　　3。情感是否真切独到；
　　
　　4。语言是否纯净质朴；
　　
　　5。诗歌前后、上下、意境和意象等相互之间是否具有内在的和外在的逻辑关系；
　　
　　6。阅读诗歌后的第一感觉是否具有跳跃性、图画感、流动感、奔腾感、张力感，等等；
　　
　　7。语言和意境是否融合一致，是否即刻颤动了读者的心灵；
　　
　　8。诗歌的整体构造是否和人类性灵的一般性经验密切结合；9。诗歌是否自己独特的体验和创造，是否为自己所独有的体悟和发现；
　　
　　10。是否灵光的闪现和生存经验的结合，是否非为之而不得不为之的写作。（转）